共庆民盟80年 · 成就｜诤言良策为国谋，老树新花共芬芳——民盟中央建言区域经济发展述评

今年是中国民主同盟成立80周年，80年来，民盟始终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在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深耕细作，积极建言献策。特别是在经济建设方面，持续关注区域经济发展，并在区域经济研究方面取得一定成就，为国家宏观发展战略作出贡献。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国家指导地区发展的重要手段，往往涉及一定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带有长远性、关键性的重大谋划和决策。改革开放以来，民盟作为参政党，在不断围绕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动文化繁荣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等重大领域参政议政的同时，主动适应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把更多调研建言的精力放在了经济建设上，特别是持续关注区域经济发展30多年，民盟建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一定程度上也是民主党派探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如何发挥作用、体现价值的缩影。为此，笔者斗胆爬梳剔抉，以时间为轴线进行粗疏的划分，力求探查民盟建言区域经济的些许规律。

 缘起：恰是未曾着墨处

从改革开放之初至1988年6月，可以称为民盟区域经济研究的第一阶段，即探索阶段。

改革开放初期，中共中央为知识分子确立的新的时代定位，使广大民盟盟员获得了精神上的解放，成为他们建功立业的强大精神动力，极大地激发了他们参政议政、建言立论的积极性。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成为民盟面临的重要课题。当时，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要思路是基于生产力布局和国防安全的考虑，强调内地“三线”建设，重点放在战略后方的大西南、大西北地区。在改革开放制度红利的激发下，当时无论东部还是中西部地区都积聚了巨大的发展愿望和潜力，却缺乏宏观战略规划的指导。民盟正是看到了这种迫切要求，开始发挥自身丰富的智力资源优势，参与多个地方的区域发展规划，为地方区域经济决策提供智力咨询服务。

民盟以区域经济发展作为履行职责的着力方向，现在看来是势在必然，但当时却是从参政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民盟中央曾组织专家到甘肃定西等干旱地区进行考察，制定种草种树、发展农业和多种经济的规划，力图从改善自然环境做起，发展西北地区经济；还帮助闽南三角地区、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长江荆江段和洞庭湖地区、川中丘陵区等地区制定近期与长期的区域经济发展和综合治理规划，都取得了一定成效，得到当地党委、政府的高度评价。即便如此，对于参政党到底应该做什么、起什么作用，盟内依然莫衷一是。1987年费孝通曾指出：“这几年我们在这方面是做了许多事情，有人怀疑这算不算‘不务正业’，我们认为这些正是我们盟的正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探索的艰辛跃然纸上。

1984年9月，费孝通（左一）第一次到定西，视察定西县小流域治理

1985年8月9日，费孝通（右一）第二次到定西考察，视察民营企业

对于这一点，可以从当时地方民盟的履职活动得到一个旁证。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将闽南和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开辟为经济开发区，民盟福建省委认为这是振兴地方经济的大好机遇，拟组织研讨活动。盟内有的同志认为，省内类似这样的研讨会已经开过多次，民盟开展此项工作没有什么意义，也缺乏必要的条件；有的认为民盟主要应该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上发挥作用，不宜在这方面花过多力量。经过多次讨论，大家的认识才逐步统一起来，认为民盟中心工作应该服务于经济建设，组织和推动盟员以专长为发展生产力服务；我们组织这样的活动不同于国家机关或学术团体，应该将其理解为参政议政的重要工作。时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的费孝通参加了11月举行的“闽南三角地区经济技术发展研讨会”，指出“这是知识分子学风的一次根本转变”，“对于一个地区四化建设的工作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建议，献计献策，很有意义”，“其他地方民盟组织也可以举行同样的活动”。这是民盟中央领导较早地对这一类型的参政议政工作给予肯定。

1985年10月，费孝通（前排左三）参加“闽南三角地区经济技术开发研讨会”

1987年7月，民盟中央举办了两期“地区规划与咨询研究班”，组织有关学科专家讲学，指导区域规划工作实践，提高地方民盟在参与当地区域规划时的工作水平。这标志着民盟对区域经济建言有了更深的认识，范围上开始由盟中央组织参与向全盟各级组织广泛参与拓展，理念上开始由专家个人分散研究向发挥政党集体合力转变。

1988年6月，民盟与山东省政府共同倡议举办“黄河三角洲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战略研讨会”，费孝通在会上谈到民盟中央为什么重视和支持这样的研讨活动：“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为党的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为地区发展提供咨询服务，促进决策的进一步科学化、民主化，为国家建设贡献聪明才智，是我们的责任。”这对建言献策区域经济之于民盟价值的判断，较之以往，认识更加坚定。

经过多年开展咨询服务的实践，民盟逐渐开辟了一条通过参与区域发展和规划开展国是咨询、参政议政的新途径。1988年6月，民盟中央决定成立区域发展研究委员会，加强对区域发展工作的领导。该委员会由时任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任召集人，成员包括钱伟长、罗涵先、冯之浚、吴修平，以民盟中央副主席为主，这一组成人员在盟内的层次之高，历届民盟中央专门委员会均难以望其项背。此后，民盟对区域经济的建言进入了一个广泛发动、全面开花的黄金时期，建言领域也从一个省市区规划拓展到跨省市的大区域规划，相关建言立论成果丰硕、影响重大。

1988年6—7月，罗涵先（左）在兰州调查个体经济发展情况

引领：满树和娇烂漫红

从1988年6月至上世纪末期，民盟中央在区域经济领域创造性地提出了诸多地域概念，甚至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引领国家宏观区域发展战略的作用，这可以称为第二个阶段，即成熟阶段。

这一时期，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特点是实施梯度发展战略，其理论依据是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大局”战略构想：一个大局是东部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大局是发展到一定的时候，沿海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从具体建言中可以发现，民盟中央区域建言的逻辑十分符合“两个大局”战略构想。

东部地区是带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核心区和增长极。东部既要整合资源，使强者愈强，发挥更大的辐射作用，也要弥补、充实相对薄弱的区域和环节。

长江三角洲是我国与世界发生联系的枢纽地带，它的腾飞有助于带动全国经济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1990年，民盟中央提交了《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初步设想》，就提出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带动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建设性意见。

黄河三角洲相对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处于滞后状态，是东部发展的软肋、短板。民盟自1988年就投入黄河三角洲开发和治理的研究，经过多年追踪考察，在1992年年底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加快黄河三角洲开发的建议》。

环渤海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该地区潜在生产力没能充分释放出来。1995年6月，民盟中央提出进一步明确天津在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地位，促使环渤海地区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我国第三个经济快速增长的隆起带。

除关注东部区域发展之外，民盟中央还较早地关注到了梯度发展战略可能带来的区域发展差距，不遗余力地为缩小东西部差距鼓而呼。民盟当时提出“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利互惠、共同繁荣”的“全国一盘棋”的观点，并将其作为缩小区域差距、促进贫困地区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思路。相对东部发展，民盟在这方面的课题数量占比更多。

1988年，民盟中央提出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三省区政府的肯定与支持。之后又陆续开展工作，力促建议落到实处。

1988年，费孝通（左一）、钱伟长（左二）与青海省领导干部一起探讨开发青海资源的问题

1991年，提出《关于建立攀西开发区重建南方丝绸之路开发大西南的设想》，建议依托“一点一线一面”开发大西南，为当地工业化、现代化奠定基础。

1993年，召开“中原、淮海地区发展战略座谈会”，提出为推动中西部经济发展，应当利用中部地区优势，吸引东部地区将一些传统工业向中西部转移，走区域联合与协作的道路。

1994年，提出《关于西北黄土高原和西南岩溶地区扶贫开发的建议》。

……

直到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召开，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才把“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为一条战略指导方针提出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开始转向均衡协调发展。此后，民盟中央建言献策的重点也更多地向中西部、贫困地区倾斜。1996年2月在国务院举行的座谈会上，就“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加快中西部经济开发”发言；5月，就京九铁路沿线的建设、中部地区和革命老区的开发等提出建议；1998年3月，在全国政协大会上作《对京九铁路沿线城乡经济发展的若干建议》的发言；1999年3月，《关于加快开发甘肃河西走廊的建议》被列为全国政协大会三号提案，等等。

民盟中央对于区域发展的抉择选取都是有其战略考量和政治远见的。

——对于黄河三角洲，民盟中央提出，如果在黄河三角洲大力发展能源、化工工业和大农业，不仅可以为沿海经济发展提供多种加工原料，而且随着东西向铁路和港口的建设，必能推动经济重心渐次西移，加速黄河流域经济带的形成，将有助于整个国民经济形成良好的发展态势。

1994年9月，费孝通（前排左五）、冯之浚（前排左四）、俞泽猷（前排左二）出席“黄河三角洲滨州跨世纪发展战略研讨会”

——对于长江经济带，民盟中央认为，长江流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脊梁，长江是一条可以带动整个中国经济起飞的巨龙，而龙头就是上海。要使上海成为面向世界、商贾云集、四通八达的东方大港，带动中国经济腾飞的龙头。龙头一动，整条巨龙才能起舞。

——在环渤海区域建议中，民盟中央认为，把加快环渤海地区的发展作为国家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加以落实，对于缩小南北差距，带动中国北方经济发展，形成南、中、北改革开放协调发展的整体格局，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急迫的。

——对于河南的发展，费孝通提出希望河南和中部地区能抓住亚欧大陆桥的机遇，加快发展生产力，争取成为“沿桥经济走廊”的中枢，在东南沿海的经济技术力量向西部地区转移扩散的过程中发挥“二传手”作用。

——对于京九沿线，费孝通把民盟的调研风趣地称为“串糖葫芦”，由此形成的政策思路是：积极培育和发展京九铁路沿线地区的中心城市，促进其尽快兴起，在中心城市周围形成一批小城镇，进而带动周边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促成沿线经济带的隆起。

1997年4月，费孝通（右三）、丁石孙（右二）、冯之浚（右一）、谢颂凯（右四）、俞泽猷（右六）出席“京九沿线区域经济发展研讨会”

民盟就区域经济建言立论，不是就事论事、一叶障目，也不局限于一时一地、一举一招，其着眼点始终在“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上，落脚点始终在全国的区域协调发展上。正是在这种一贯的战略思维的指导下，民盟的许多建议具有了相当的时代前瞻性。比如京津冀区域发展。1996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民盟中央作了《加快京津冀经济联合发展，重塑我国华北经济中心》的大会发言。在全国层面的重大政治场合，民盟较早地提出了京津冀区域联合的概念，并使之进入高层决策的视野。直到2004年，京津冀三地政府始正式举行会议，达成旨在推进“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共识；到2011年，“十二五”规划正式提出“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民盟对于区域经济参政建言的重大成果不断出炉，也获得了执政党和政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足以证明民盟选择这一领域参政议政的做法是正确的。

——1991年，就《建立攀西开发区重庆南方丝绸之路开发大西南的建议》，国务院办公厅复函说：这一设想对研究和调整西南地区的经济布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国家将在安排“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的过程中，进一步考虑和吸收意见。

——1993年，就《加快发展环渤海地区的若干建议》，国家计委对民盟中央建议逐条回复：我们赞同将环渤海地区作为振兴我国老工业基地的重点地区；关于利用集资、股份等多种方式建设电厂、铁路、公路等设施的建议很好；在条件成熟时，可考虑增设烟台保税区。

——1996年1月，就《加快长三角经济区域发展的设想和建议》，中共中央办公厅复函民盟中央：中共中央、国务院对你们的建议非常重视，已即送中央领导同志并有关部门参阅，同时责成国务院办公厅研究提出意见。5月，中央办公厅再次复函说，对《建议》中提出的符合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意见，将在规划中吸收。

此外，通过两段生动的记录，我们可以推测出民盟在区域经济领域参政的声望确属实至名归。1990年4月9日，民盟中央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初步设想》，第二天，江泽民同志就约见费孝通和民盟中央有关领导，当面听取意见。据费老回忆，当时江泽民同志微笑着走过来与他紧紧握手，说“费老，今天主要听您讲”。1994年，费孝通到河南参加活动，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到费老下榻的宾馆看望，他表示，希望民盟中央利用自己的智力优势，帮助河南谋划一下长远发展问题。一句“主要听您讲”，一句“帮助谋划一下”，凸显了民盟在区域经济领域参政的明显优势。

持续：又见新燕啄春泥

从上世纪末至今，民盟区域经济研究进入第三个阶段，可称为深化阶段。随着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基本定型，区域条块格局相对稳定，区域经济作为一个独立的参政议政单元，其重要性逐渐下降，加之执政党内研究型精英不断增多，民盟在区域研究领域的集体优势相对弱化，民盟中央进行了参政议政工作机构的适时调整，取消了“区域”字样，原有职能归并到新的经济委员会。但机构更迭并不意味着区域经济在民盟建言献策的视野中彻底消失了，而是开启一个深化研究、定向发力的新阶段。

这个阶段，民盟建言区域经济的第一个特点是，不再在区域发展的地域概念上作新的延展，而是在中共中央确定的区域战略基础上就如何贯彻实施深入建言。

在中共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后，民盟把区域研究的重点放到西部开发上。1998年，协助中共陕西省委、省政府举办了“十五大之后陕西跨世纪发展研讨会”，随后又与中共甘肃省委、省政府共同召开“甘肃河西走廊跨世纪综合开发研讨会”。1999年，为了更有深度、更有质量地对“西部大开发”建言献策，民盟中央支持陕西民盟联合地方高校筹建了“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整合多方优势开展西部发展战略研究。2000年，民盟中央对湖北、陕西深入调研，之后提出建议，指出“西部大开发”既不同于以往的“三线”建设，也不同于当年东部沿海的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新办法、新机制，要热中有冷、动中有静、急中有缓，既不能消极等待，也要防止一哄而起。

进入90年代后期，针对我国区域发展中存在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中共中央提出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和促进中部崛起政策。2003年七八月份，民盟中央领导两次到东北地区实地调研，形成的长篇调研报告和政策建议信引起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并作出批示，民盟中央的建议在具体政策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民盟中央作为提案单位参加“中部崛起”提案协商办理座谈会；5月，与湖北省政府联合举办“2005中部崛起战略论坛”；之后提交《关于我国中部地区崛起的发展思路的建议》，受到中共中央高度重视。

2003年，丁石孙（后排左七）、李重庵（后排左二）与大庆油田工人合影

新的时期，中共中央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提出“一带一路”的重大战略构想，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发展战略。2015年，民盟中央在各民主党派中率先出台《关于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的意见》，5月，民盟首届经济论坛便以“中国经济发展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为主题，与会代表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意见建议。在民盟中央的支持下，民盟福建省委于今年3月牵头成立“民盟‘一带一路’（福建）研究院”，提出要力争把研究院打造成为服务国家战略、彰显民盟特色、具有相当水准的重要智库。这些举措说明，新时期民盟依然保持了对于区域经济发展高度的政治敏感和参政自觉。

这个阶段的第二大特点是区域关注视角上的转变，从区域的整体发展战略转向区域内的具体领域，比如区域内生态文明建设等。民盟以往建言的题目都非常大、很宏观，相比之下，如今涉及区域的题目切口要小，比如三峡库区发展与移民问题，黑龙江垦区农业现代化综合试验区建设，黄河下游滩区的综合治理和安全建设，黑龙江大兴安岭生态保护与建设，渭河源区生态保护与治理，祁连山生态保护与综合治理，京津冀的产业协同发展、大气污染协同防治，大别山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产业发展，“一带一路”与消费品工业国际产能合作，等等。

作为一个以教育、文化、科技为主体界别的参政党，民盟能够在区域经济领域持续建言，不仅有着特定的人才依托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也有着对国家中心工作、重点任务的宏观体察和准确把握，回顾总结这段历程对于今天更好地履行参政党职能不无裨益。

原载《群言》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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